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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1/6/14
要走出当下的困局，各经济体有必要实施基于务实策略的渐进转型，进而建立福利均衡基础上的内生性增长模式，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增长体系
本刊评论员
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评级引发全球股市暴跌，欧债危机久拖不决，因紧缩政策削减福利引发的英国局部骚乱……近期一系列事件显示出，全球经济面临陷入新一轮危机的风险。
在这样的格局下，梳理各类经济增长模式的历史与其演化路径，并探寻其在新形势下的变革空间，显得尤为必要。
美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支柱在于美元暂不可替代的国际地位，这直接驱动美国特有的债务驱动式消费型经济增长。民间消费的持续火爆建立在宽松的国际金融环境上，一旦这一外部条件改变，美国的债务压力就会凸显。
对欧洲而言，引以为傲的“福利体系”在开放式的国际贸易竞争中演化成了一种难以抛却的运行成本。长时间的高福利容易造就一种“温水效应”，让个体永远觉得国家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以致创新动力不足，进而在宏观表征上降低了整体的经济活性。高福利的另一负面特征是降低了国家经济体对于大的外在经济波动的承受度，挤压了执政方操作经济政策的空间，因为政客们清楚一部分选票“奶酪”是不能随便动的。
即使是在此次危机中仍保持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也在外部环境的崩塌中感受到重重压力。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表现为较强的出口依赖与国家主导型投资。而出口依赖的负面效果是容易受外界经济低潮冲击。
为了走出经济困局，各经济体有必要实施基于务实策略的渐进转型，进而建立福利均衡基础上的内生性增长模式，最终形成新的全球经济均衡体系。
务实策略的要义在于去除虚浮的政策目标，走向务实的财政收支策略。比如美国在军事上的巨额开支，目的在于保持大国地位，但这里的潜台词是作为共和党传统票仓的军界势力的固有利益。由此可类推到民主党力推的医疗支出，这两块恰恰是美国债务缩减上的两大障碍。
而在有利于推动美国出口的高科技技术管制方面，美国不妨放松一些，因为通过以财政受损为代价的技术管制对于美国的长期发展未必是好事。即使面临保守势力的阻碍，在放开的节奏和幅度上走可控的渐进路线或许可为国会接受。
渐进转型的核心在于处理转型中的利益增减问题时，采取循序渐进的模式，给予政策的目标受众一定缓冲时间和心理预期，后者的心理反应就不致于那么强烈。这一策略适用于紧缩政策覆盖下的各类群体。英国骚乱的案例表明福利缩减的社会成本巨大，超出受损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在福利层面，中国与欧洲处于两个不同的端口，都需要回归“福利均衡”这一调和理念。所谓“福利均衡”是指：首先，一国的福利安排以低福利为主，保证国民在极端经济条件下的生活即可，并极力回避高福利所造就的低经济活性社会特质；其次，福利总预算支出与国家财政之间应以某种比例挂钩，随时调整。这一策略需要在政府与国民之间形成共识，并长期执行。一旦国民对于福利的变动机制有了充足的心理适应，在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时，国民对于福利下调的接受度也会大大增强，政府的政策操作空间也就得以放大。这样，反而有利于国家走出经济困境，社会也不致于因为福利紧缩引发骚乱危机。与之对应的是，中国需要提高福利支出，以形成经济增长共享的社会格局，实质上这也有利于提高社会凝聚力。
内生性增长的着重点在于国家经济体内的创新，尤其是对诸如能源环保等创业型企业和高新技术的政策支持，最终推动新的优势产业的建立。目前美国的资源体系对于虚拟经济情有独钟，但对实体经济支持不足，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误区。通过促进新的高科技产业，也有利于将高级人才从臃肿过剩的金融体系中分流出来，让人力资源更多地流向实体经济，并最终推动美国从债务驱动向出口驱动转型。对于欧洲而言，则需要对繁琐的官僚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降低企业家的经营环境成本，最终把欧洲从高福利低经济活性的“温水”状态中解救出来。
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分配体制，挖掘民间需求，逐步从出口依赖与国家主导投资的模式中调整出来，促进金融资源与企业机构的高效对接，进而转向消费驱动型社会，以降低外界经济的波动影响。如果中国成功转型为内需驱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美国未来出口驱动转型的冲击，并有利于缓解中美两国经济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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